《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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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苏联史专家沈志华主编,由24名学者合力完成的一部苏联历史(1917—1991年)专题研究著作。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全书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28个专题,洋洋130万字。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读后感

苏联史是短暂的,只有74年。苏联的执政党的历史也不足百年,为93年。苏联,曾经给东方许多国家带来了希望,给被压迫被剥削民族指出了新的道路,长期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苏联,曾经占有世界1/6的版图、并有一批卫星国以它为轴心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与美国进行抗衡的超级大国。竟然说倒塌就神话般的倒塌了,这段历史应该怎么看呢?《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通过实证性的专题,全景式地展现给人们丰富的史料和详尽的过程描述。苏联史可以告诉人们什么,话题虽然是沉重的,但我读完后,对苏联的兴亡史的演变原因、逻辑发展却有了新的理解。

“19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统治了苏联将近半个世纪。”(第128页)

作者指出,革命后采取的一些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列宁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302—303页)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俄共来说是被迫和无奈的。十月革命后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了耕地,但粮食征收制又把农民劳动成果征收得一干二净,加上征粮队的粗暴行为,各地农民暴动不断,最大的是“安东诺夫叛乱”人数达5万人;还有工人与水兵的反抗,如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直到1920年9月列宁还坚持征粮制。而在这之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直反对征粮制,还有托洛斯基也看到了征粮制的的弊端,要求用一种累进税改变政策,但也被否定。由于粮食与运输问题突然紧张、农民和士兵的不满,列宁终于在1921年1月决定改变政策。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之后,新经济政策又包括了恢复市场、货币机制,取消无偿劳动,小手工业企业实行非工业化,允许外国资本进入等。作者介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果,经济很快恢复。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粮食价格与经济作物比价不合理的情况。对于第二个问题,斯大林使用刑法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这就为斯大林以后消灭“富农”和镇压党内外异议人士埋下了伏笔。

对于新经济政策,党内一直存在争论。“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第162—163页)主导的论点是:实施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是对农民的妥协,“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第164页)一旦形势变化,农民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转入进攻。所以斯大林主要强调进攻,如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第167页)在党内,许多领袖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如斯大林、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等,当然也有头脑清醒的,如布哈林、李可夫,但后者势单力薄,顶不住“左”的领导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结局是短暂的。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

新经济政策本是一次有益的经济改革,但中途夭折,说明了:第一,理论创新不足。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而新经济政策则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商品货币存在、经济核算存在、小生产存在,这个矛盾始终存在,如何认识与解释?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他没有对这种改变作出解释;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的推出而出现政治民主;反而因经济上搞了些发展商品经济的措施而加强了政治上的控制,禁止其他政党从政,如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内权力不断向少数人如“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也为探索社会主义模式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